儒治世、法安邦、道養生、佛勸善，治國安邦、修心養生各有裨益。

法家哲學是秦朝的官方哲學。實踐證明，純任法家可以幫助皇帝打天下，卻不能幫助皇帝治天下。

漢初，面對國家殘破、民生凋敝的局面，劉邦、呂后、文帝、景帝汲取秦朝實行極端法治主義和求治太急，導致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，采用黃老之術，以道為主，以法為輔，道法融合，實行“無為而治”的國策，與民休息，使國力迅速提升，但也造成了諸侯國“尾大不掉”的弊端。

漢武帝時，經過文景之治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國力日益強盛，但社會思想趨于多元，人們不知所守，諸侯國坐大，有與中央分庭抗禮之勢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遂毅然改弦更張，拋棄黃老哲學，權衡儒、道、墨、法，選擇了儒家作為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，即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。

儒學即經學，有利于維護皇權和國家“大一統”，但也限制了學術的發展。在漢代，儒學雖未成為神學的婢女，卻不幸成了皇權的婢女，故司馬遷讀漢武帝功令廢書而嘆。

經學家深知約束皇權不被濫用，是最有效地維護皇權，遂企圖以天人感應之說約束皇權。董仲舒宣稱，皇帝受命于天，“立于生殺之位，與天共持變化之勢”。道出了天命不可違和皇帝執政的合法性、必然性，這話皇帝愿意聽，也可以麻痹臣工子民。但董仲舒以上天壓皇帝，皇帝逆反。同時，儒教有神學傾向但畢竟不是宗教，缺少可依托的宗教組織，萬民心中也沒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主、天帝，故董仲舒以上天制約皇權的企圖不可能成功。

公元前135年，皇家祭祖的長陵高園殿、遼東高廟失火，信奉天人感應的董仲舒認為這是上天對朝政發出的譴告，是對武帝濫殺骨肉大臣的懲戒。他不顧重病在身，連夜起草奏章，準備上奏朝廷。武帝看到奏章后，勃然大怒，要處他以死罪，幸虧他的學生呂步舒等人苦苦求情，才免于一死。

漢武帝并未醉心于以儒治國，而是陽儒陰法，治國以霸王道雜之。

大漢覆亡，“天”已坍塌，天命觀和天人感應說受到了挑戰，依附于上天和皇權的儒學被人冷落。

魏晉時，中國哲學開始由天上回到人間，淡化政治色彩，尋找精神生活的支柱，于是玄學應運而生，變外在的天人合一為內在的天人合一，易政治哲學為人生哲學。然而，所謂的人生哲學，只是官生哲學、士人哲學，有些哲學實踐還有違于社會心理和價值觀，缺少社會大眾認同，尤其是玄學無本體的超越，無法建構精神世界，安頓靈魂和精神，故“玄學猶如一道彗星劃破漫漫夜空，旋即離場，不得不讓位擅長講超越的佛教”。

佛教從印度引進至中國，經過本土化的整理、損益，并架橋造船使此岸彼岸聯結為一個整體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此岸彼岸說和人生哲學，適應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棄惡從善的心理。

佛教融入中國文化后，改變了中國本土宗教不發達的狀況。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，也是此岸彼岸說，不過道教理論強調的是，從人世到仙世，需要修煉，方能由凡人羽化成仙。這種神仙帶有修煉者鮮明的個性，神仙施惠苦難百姓，懲惡揚善，為人津津樂道。道教的出現，使中國文學更加多彩多姿。

儒、釋、道三教并立于大唐。李世民重振經學學統，先后詔令顏師古、孔穎達與諸儒考訂儒家經典，作為恢復開科取士的官方教材，遂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”，成就了貞觀之治。但李世民并未獨尊儒術，搞文化提純，而是三教并存，且注意揚棄外來宗教，體現了文化的包容性，不斷為中國文化注入生機和活力，從而打造了當時為世界其他各民族所景仰的頂級文明。

武則天登基，厭惡儒家男尊女卑的觀念，為佛教的復興提供了難得機遇。她下令全國廣修寺廟，一些寺廟仿造皇宮制式，金碧輝煌。她用自己的胭脂錢修建洛陽石刻，其中盧舍那佛的造像最大，照著武則天的面容塑造。武則天還邀請佛教各派實際創始人到宮廷講學。

唐高宗、唐玄宗等唐朝皇帝，認為道家創始人老子，名叫李耳，與李姓皇帝同宗，因此優待道家道教。唐高宗追封老子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唐玄宗加尊號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和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，其地位遠高于素王孔子。但道家對政治的影響不大，只是在養生領域占優勢。

北宋時期，中國哲學思想出現了重要變革，形成了理學這一獨特的哲學體系。理學強調直觀天性和內心體驗，注重道德倫理與宇宙本體的統一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在明朝，朱子理學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正學之后，理成為似是而非的東西，其性質迅速趨向于凝固停滯，朱子理學已經喪失了塑造人格的功能，只是形式上得以傳授而已。王陽明通過悟道，深覺理學之“此心此理，未有湊泊吻合之處”，于是深刻反思而尋找擺脫之道，終至于發揚獨自之學風，形成心學。

心學認為，良知乃是人人具有的是非之心，自念慮之微，至喜怒好惡視聽言動之發作、綱常倫理禮樂刑政之實踐、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散殊，判斷其是非的能力皆明白具足于良知中。凡愚不肖無所不為，乃是由于自欺其是非之心而不遵照執行。圣人之正心、修身，明明德于天下，乃是由此是非之心，而學者做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之工夫，亦是由此是非之心，只是擴充本然之善而已。故而講學之際常以良知為言，正是為了告訴學者應當從何用力。

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儒家，其次是法家。任何標榜以儒治國的朝代，其實質無不是陽儒陰法、外儒內法，因為德潤人心，法安天下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，不可或缺。

秦始皇是法家思想的踐行者，孔夫子是儒家的創始人，二者是中國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，前者奠定了中國制度的基石，后者奠定了中國文化的主調。甚至有人說，中國歷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歷史。

統一中國是秦始皇的偉大歷史功績，秦朝以皇帝專制、中央集權、官僚政治、郡縣制、法治化為基本特征，開啟了中華文明兩千多年連續發展的新征程，所謂“兩千年之政，秦政也”，所謂“百代皆行秦政法”，是中國兩千多年“一貫制”的歷史觀感。

自漢武帝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后，孔夫子成為素王先師，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，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調，一直極大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心理、性格、精神和思想觀念、思維方式、價值取向。